【寻仁迹】盐登赤虺河

来源：酱香仁怀发布时间： 2024-01-04 作者: 黄黔华

盐，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重要不言而喻。

贵州不产盐，人们吃盐主要靠外运而来。路途遥远，山道艰难，运价奇高，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斗米斤盐”。盐价昂贵，许多人不得不“以椒代盐”。

赤水河，曾名大涉水、安乐水，约在唐天宝十年（公元715年）讨伐南诏檄文中，以“赤虺河”之名出现。赤虺河，一意为毒蛇出没的红色河流，一意取“虺虺”义项，喻指水声惊涛雷吼。

滩险浪高的赤水河，却无法阻断经济、文化交流。

通长江、衔远山，从明代开始，赤水河渐成盐运重要通道。及至清代盐政改革中，赤水河盐运几乎为“川盐入黔”代名词。

盐登赤虺河，解决了贵州吃盐贵的局面，促进了该地区的商贸、文化交流，刺激了新产业的发展、集镇的规模化形成，是西南经济史上的重要一笔。

由此形成的盐运文化，是赤水河流域文化中最厚重的一部分，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

一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贡灯会，绚丽多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这项起源于唐宋时期的技艺，真正成型，是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有特定内涵、在固定时段举行的大型民俗活动。

来自秦晋之地的盐商，是自贡灯会的主要推动者。清代，以“四大姓”为首的自贡盐商，为了犒劳采盐、熬盐、运盐劳工，每到春节，除了摆下大宴，还会张灯结彩，把自家的院子、盐号等，装扮得富丽堂皇。

自贡是著名的井盐产地，汉代就有了规模性的开采活动。但自贡井盐开采成本高，蜀道艰难，运输不易，尤其是盐政旧弊所限，其影响远不如江淮甚至沿海盐场。

山陕盐商和安徽盐商，是两淮盐商的主体。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的食盐销售。即便是与井盐产地自贡毗邻、同属四川管辖的播州辖地，明末至清初的盐业经营，大部分亦为江淮盐商把控。

作为入黔大通道之一的赤水河，行驶的盐船、行走的盐商，也以江淮盐商为主，极少数为滇盐、川盐。因为从江淮起运的食盐，经过长途运输进入赤水河，路途遥远，且大宗船运无法继续深入，完全靠人力背运，导致赤水河两岸及更远的贵州境内盐价非常高。

【寻仁迹】盐登赤虺河

明代洪武年间，为军事和粮食运输之需，朝廷对赤水河航道进行疏浚，并采取“输粟给盐引”的政策，刺激商人输送粮食和食盐贩运。这次航道疏浚仅限合江县长江口至今赤水市区（老仁怀县城）区间河段，而更险峻的上游地区，仍需人力背负，穿密林、翻悬崖，对根本性改变运价并无太多帮助。清初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序》中，言及盐价时记载道：“滇黔薪粒价低而盐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终岁咽淡。”

“斗米斤盐”，是两岸及贵州食盐之苦的写照。在赤水河边的仁怀市鲁班街道岩桑溪，这个后来曾是盐道经过地的村庄，人们现在谈及食盐，还会提起藏盐的故事——清代早期，一户王姓人家偶尔得到两块盐巴，担心被土匪洗劫，回家后抠开灶台砖石，将盐巴砌入灶台。

有的普通家庭往往会将一块盐巴吊在锅上，做菜时将盐巴块放到里面划一下后，最大限度控制了用盐量，又让菜中稍有盐味。这种用盐方式，被称为“刷锅盐”，在赤水河流域乃至整个黔、川、渝地区，至今仍是很多老人深刻的记忆。

一些资料还认为，今天贵州餐桌的“灵魂”——蘸水，似与这段缺盐的历史有关。《河南文学》刊载的吴学良散文《皱褶深处的挽歌》描述：“至如乡村人家，大多视盐如肉，极其珍贵；市盐回家，并不舂粉，以块盐置碗中，和水及辣椒作菜稍有味，即取出”。如其描述，今天的贵州、四川、重庆人餐桌上，人们常以水煮蔬菜，然后再用辣椒、酱油、少许食盐，单独调制蘸水的方式高度相似。此外，早期的赤水河上，船工或渔户会把所得新鲜河鱼，也以白水煮熟后，佐以辣椒、少许食盐调制的蘸水后食用，谓之“白水鱼”。

吴学良所描述的食盐情景，援引的是清康熙年间贵州田雯所撰《黔书》。这里面，有一篇《盐价说》，详细描述了贵州的缺盐之苦：“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逛夫舌耳，非正味也”。

田雯的文章里还写到，贵州食盐“仰给于蜀，蜀微，则黔不知味矣”，明白地谈到以自贡井盐为主的川盐对贵州食盐供给的重要性。新近出版的《自贡盐井口薄》表明，自贡历史上的盐井数量，高达13000多口，迄今确认保留最早的一口盐井，是开于明代的永兴井，深612米，生产了88年。另外，其它已知的3000多口盐井，多为清康熙八年以后至晚清时期开凿。

分析《自贡盐井口薄》和田雯《黔书》成书时间，我们认为，田雯调任贵州巡抚的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至三年后母逝离职这段时间里，自贡井盐的开采规模，处于快速发展期，且对贵州市场产生影响。这一时期，两淮盐商的主体中，山陕商人群体逐步退出两淮盐场，转战西南。其中，以陕西商人为主的秦商，在自贡井盐的开采经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并开始在赤水河、乌江两岸布局盐号。

但是，受交通运输不便，以及江淮盐商的操控，赤水两岸及贵州全境，盐价依然高企，以至有“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这样的稀奇事。

二

带来贵州食盐供给局面逐步改善的节点性时间，是在田雯任贵州巡抚半个多世纪后。

清乾隆八年（1743年），云贵总督张广泗请奏疏浚赤水河航道。乾隆十年（1745年），朝廷同意了张广泗的奏请，拨银38642.5两，于当年十月开工疏浚赤水河航道，至第二年正月（《仁怀直隶厅志》《大定府志》载为闰三月）完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疏浚赤水河航道，疏通了从今赤水鸡心滩至上游毕节天鼓崖的大部分航道，全长400公里，整治险滩68处。

经过疏浚航道，赤水河下游的元厚、中游的吴公岩，由于地形过于复杂，未能完全实现通航，仍需要人背马驮转运，但赤水河通航里程大量增加。京铅、滇铜，均由原来的陆路运输，改为由赤水河航运，成本骤然下降。同时，前往上游拉载滇铜的船只，可以在四川自贡自流井盐场，拉上大宗的川盐，由釜溪河出发，转入沱江、进长江，再进入赤水河。而运载京铅、川盐至上游的船只，卸货返程时，又将产自山区的茶叶、布匹、油毡、漆、土陶等，运往川南乃至更远。

提早布局的秦商，在由此开始的“川盐入黔”中，获得先机，并在此后上百年时间里，几乎主导了自贡井盐开采经营和赤水河盐运。据《皇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而于自贡井盐开采来说，赤水河航道疏浚的作用，《遵义府志》称“四川自流井之盐由是起拔”。

事实上，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在贵州边境就开设了四大口岸，专门运销川盐。据《四川官运盐案类编》载：“就黔岸而谕，川盐行黔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永岸；由合江县前进者为仁岸；由涪州（今涪陵）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

“仁岸”涉及今仁怀、习水、赤水三县市，它们原本同属仁怀县。川黔两省接壤山高地险，江河阻障。黔北古盐道分水、陆两道运盐，川盐是从四川合江运至赤水，转船逆赤水河水陆结合，运到集散地茅台，再由茅台陆运到黔北、黔中和黔西北各地。

四大口岸中，仁岸是凭借黄金水道赤水河运销川盐入黔的一条重要路线，起点为合江县。沿途，涉及现在的赤水、习水、仁怀等县市，至终点茅台起岸，承担着贵州三分之二的食盐起运任务。至道光年间，位居“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首。郑珍从遵义出发，沿赤水河而下，前往仁怀直隶厅拜访同知平翰，写下了“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的诗句。

很多研究者认为，赤水河航道疏浚完工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可谓是茅台的开埠之年。之后，随着盐政进一步改革，“川盐入黔”日渐兴隆，催生了一大批规模集镇、新产业。

张淳（张世淳），是茅台开埠后，第一批到达的盐商之一。他的祖籍，在甘肃固原，后迁陕西咸宁。大约在明代，其祖辈为避战乱，背井离乡，迁往重庆江津。清代初期，再迁居今仁怀生界。

赤水河航道第一次疏浚后，“然路遥滩险，蜀中舟子不能至，而二郎滩至新龙滩三十里不可舟，水陆迁贸，行旅难之，以是官招商船行盐，仍无应者”。盐商张淳逐段勘察，根据赤水河航道特征，精心设计出符合赤水河航行的盐船，与24家商号一起，参与到京铅、滇铜和川盐的运输、贩卖中。作为茅台村的首批盐商，张淳的盐号总号设在茅台。此外，还在沿岸的元厚、二郎、新龙滩，置有房屋，并派人管理。

今四川古蔺县二郎镇境内，有一块初刻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道光六年（1826年）重刻的晓谕碑，碑文记载茅台开埠后，首批确有24家“首商”。根据碑文推测，重刻该碑的玉贵号、丰盛号、成玉号、成金号、玉金号、世昌号、玉森号、大有号等，或并不包括茅台开埠“首商”。

这些信息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赤水河航道疏浚，以盐运为主的商号，成为茅台的首批开发者，同时带来百业兴盛。

但是，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接连发生的农民起义，规模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加之川南地区也爆发了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同时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一部，在赤水河地区活动长达两年之久。这一系列的战乱，不仅导致盐道中断、盐号倒闭、盐商逃亡，贵州再度缺盐。同时，赤水河航道也因缺乏维护，通航能力持续下降，流域经济受到重创，百业凋敝。

太平天国运动，却给自贡井盐的开采，带来巨大机遇。由于长江水道被封锁，产自两淮的食盐，无法再向两湖及云贵运销，也导致国家税收损失巨大。朝廷被迫做出改变，允许四川井盐向两湖销售，这便是有名的“川盐济楚”。

而对于来自山陕的秦商，这一系列战乱，几乎是毁灭性打击。他们为逃避战乱，返回老家，有的途中即死于非命。即便回到家中的，也并不太平，有的家破、人亡。而待到社会稳定，多数尚存者，却再无力重返，仅有极少数得以重回赤水河。

三

这样的局面，直到清光绪三年（1877年）。时任四川总督的贵州织金人丁宝桢，为解决贵州吃盐难题，开始实行盐政改革。其为打击私盐，他将产自四川的盐，分为“花盐”、“巴盐”，前者专供四川境内销售，后者为人们习惯称的“块块盐”，专销贵州。

地方民俗和方言研究者认为，现在的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很多人称盐为“盐巴”，或与此有关。这种理解，还源于该地区人们对食物的习惯称谓，比如将“粽子”称作“粽粑”，将“汤圆”称为“汤粑”，“年糕”称“年粑”等。

丁宝桢的盐政改革，还包括：重新确定入黔四大口岸，在泸州设立盐务总局，在各口岸设盐运官运分局；核定盐运口岸经销商为四家。

光绪四年（1878年），盐运官运总局总办唐炯向丁宝桢提出，对“川盐入黔”四大口岸水陆盐道整修，以利盐运。第二年初工程开工，至光绪八年（1881年）二月完工，共耗银2万两，整治主要险滩33处，一般险滩40多处，零星淘沙多处，并修通了全线陆路道路、桥梁。但受工程技术限制，大猿猴滩、二郎滩、兴隆滩无法通航，需转陆运。同时，盐运官运总局还拨付仁岸官运分局1万两白银，用于航道维护，仁岸官运分局又将这些钱，以年息1分交四大盐号经营，孽生利息，作常年航道维护资金。

丁宝桢发起的这场盐政改革，其宗旨是“裕课、利商、便民”，主要内容是“官督、商运、商销”。辅以唐炯的疏浚航道，不仅使得川盐畅行黔滇，盐税无遗漏，也使贵州盐困得以缓解，对西南数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而事实上，丁宝桢、唐炯只是这场改革和盐道畅通的倡导者、推动者，真正的谋划者，是后来改写了赤水河产业史的盐商华联辉。

【寻仁迹】盐登赤虺河

华联辉是遵义团溪人，清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科举人。同治元年（1862年），华联辉举家从遵义迁到贵阳定居，经营盐业，开设“永隆裕”、“集大成”等盐号，光绪元年已成为贵州首屈一指的大盐商。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毁于兵火的烧房废墟上建起了“成义酒房”，在古蔺二郎镇开设集大成盐号，又在兴隆滩建大院，开设集大成盐号分号。

其时，丁宝桢、唐炯欲改革盐政，却不懂商道，想不出办法。遵义人唐炯，了解华联辉的才能，便向丁宝桢推荐，称其“才智宏大，为守最优”。丁宝桢即约华联辉到成都面谈，说是想改革盐务，主张恤商便民，但是商人就是不买帐，“引岸甚繁，成本甚绌，呼应不灵，若之何？”

华联辉十分赞同丁宝桢的恤商便民观点，并强调“恤商、便民为主是根本，已立，以后诸事皆迎刃而解也”。改革盐政，必须官运商销，规范销盐口岸，减轻成本，免除苛税，疏浚航道，设安定营，使运销畅通。引岸甚多，商情必通才行，愿请往定夺。

随后，丁宝桢委任道员唐炯任川滇黔边盐务局分巡总办，即担任在泸州的首任盐务总局长；请华联辉协助唐炯开展工作，拟出官运商销条例，当好唐炯高参，帮助解决疑难，并委派华联辉到黔边各大口岸通商情。

根据改革，以赤水河为主要运道的川盐运输，仍称为仁岸，核准协兴隆、永隆裕、永发祥、义盛隆四大盐号为运营商。但实际上，在仁岸终点的茅台，除了四大盐号，还有与之相关联的一大批商号、盐号，赤水河沿岸及盐道上，更有各大盐号的分号。

比如由陕西盐商后裔刘绍堂经营的“协兴隆”，其总号设在仁怀县，分号多达70余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每家分号不但自置办公房屋、盐仓和“丘二”（方言，“伙计”的意思）住宅，还在分号所在地购置田产，所收租谷足以供给分号全年缴用。

盐政改革和航道疏浚后，清末至民国时期，仁岸盐运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经过长江转入赤水河的盐，第一站到元厚，有牯牛船100余只，需艄公和纤夫200余人；第二站从元厚到土城，因滩险无法通航，改为陆路，用驮马5、6百匹；第三站从土城到二郎滩，水路，有船140至150只；第四站，从二郎滩到马桑坪，因吴公岩长滩阻隔，陆路艰险崎岖，驮马不能行走，只能人背，每天有一千多到两千人；第五站，从马桑坪到茅台村，主要用船运，大约有船200余只，纤夫和背盐工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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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茅台后，陆运到各地的盐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茅台出发，经怀阳洞、长干山到枫香坝，再经鸭溪到遵义，再由遵义去贵阳等地；另一条是从茅台出发，经盐津河、鲁班场、吴马口到岩孔、打鼓新场（金沙）去黔西、毕节等地。

这两条运线，一直沿袭到民国末年。据民国末年统计的运力状况：人力运输约2000人，马1030匹，有汽车30辆、马车90辆，月运量22000担。如此众多的人力、船只、马匹在赤水河谷活动，形成了数百年赤水河最为壮阔的赤水河运图。

四

赤水河自古就是巴蜀进入云贵的重要通道。但长期以来，受交通制约，以及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影响，至明末改土归流时，复兴被毁，除中游土城及下游留园坝，几无可为仁怀县城之场镇。

明代复设仁怀县后，又因奢安之乱、张献忠屠川、吴三桂为首的 “三藩之乱”等因素，导致赤水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减少，满目疮痍。《仁怀直隶厅志》称，清朝之初，仁怀县城内人口不过百家，“百姓凋敝，夜多虎咬人”，而沿河百姓更是躲于深箐之中，通衢大道罕见人迹，十户以上聚集村寨无从寻觅，山野民户多以独居。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赤水河航道疏浚后，经招商承运，铅、铜、盐运兴起，以其为依托的竹木、蓝靛、造船、酿酒和餐饮服务逐渐发展，众多商贾、民众开始向沿河地区聚集。同时，由于水陆交替运输的缘故，大宗物资的停留、转驳，商贾聚集，劳苦群众以背运谋生。据《仁怀直隶厅志》载，当时的元厚，有居民600户，而早在明代就堪作县城的上游土城，却只有居民500户。这说明，由于元厚因船只卸货过滩，再重新装船，使得众多工人在此聚集，很快发展起来，常住人口甚至超过了土城。

由明代开始的盐政改革，先后通过明初的“输粟给盐引”，以及清代的“插杖为业”政策，吸引了很多商人运粮入黔换取盐引，再用盐引购买食盐回贵州，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军队和百姓粮食、食盐问题。同时，也带来更多谋生机会。以清雍正中期为例，由长江经合江进入赤水河，经荣县、富顺县给出的水路盐引，就由1870张，按水路盐引每引50包、每包180斤盐换算，每年就多达1680万斤。而这一数据，到清光绪三年（1877年），几乎调高了一半，盐引数量增加到3168引，计2851万余斤。要将这么多的盐运往贵州，需要太多的船工、纤夫、背盐工，以及大量配套人员。

盐政改革，以及清代中后期招募流民耕种的宽松政策等，吸纳了四川乃至湖广的很多无地农民，到赤水河流域居住、谋生，使得人口增加。加速了两岸产业丰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可以说，诗人笔下的浪漫“盐登赤虺河”，带来的不仅是赤水河流域产业升级，场镇兴盛，还有人口快速增长。《仁怀直隶厅志》载，明末复设仁怀县时丁口仅为3877人（指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女）。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仁怀县即便是在划出三个里设立仁怀直隶厅，县辖地仍有居民31285户，人口153920人。

“川盐入黔”对西南地区的产业调整、场镇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商贾、民众聚集，商贸流通、手工业发展、服务需求旺盛，由此促使赤水河沿岸的丙安、元厚、二郎、马桑坪、罐子口、沙滩、二合、茅台等一批场镇兴起。同时，这一时期，贵州、四川、重庆等地，顺着盐道发展起来的场镇不在少数。其中，仅是黔西北地区，由于盐运而发展起来的场镇，据统计多达50余个，如茅台、鸭溪、永兴、打鼓新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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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盐运而兴的场镇，以工商贸易为主，吸引了大量农民前来，专门从事拉纤、背盐、行船、放筏、造船、工具打造等，逐渐成为与航运相关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完成了赤水河流域乃至盐道沿线场镇的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大转移。这些人从此在场镇上居住下来，从事与航运相关的各项工作，也有的开始逐渐学习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生产，摆脱了单纯的农业生产，成为手工业者和小工商业户。

茅台，无疑是这批新场镇中最成功的一个。资料显示，赤水河航道第一次疏浚之初，它只是一个小渔村，人口不过十户。但是，因为成为“川盐入黔”口岸，由赤水河输入贵州内地的食盐，较雍正中期超过了一倍，参与到盐运业的人数增多，仁岸一地有盐商20余家，“沿赤水河数百里，平民无业者多操船及贩卖营生盖以数千计”。而四大盐号盐仓聚集的羊岔街，以及毗邻盐道上的两路口、麻柳坳等地，马店、商铺多达百家，生意十分兴旺。

羊岔街

咸丰、同治战乱过后，以华联辉为代表的盐商，重返茅台。他们在废墟上，重启仁岸盐运，并“因孝而酿”，在茅台镇规模化酿酒，开启了赤水河产业的新篇章。

赤水河有实物证据的酿酒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明代以后，更是得到快速发展，沿河多数场镇，多有居民在家酿制“小作酒”。盐船上常可见“竹篓”装载的白酒。这种“竹篓”，名叫“酒卮子”，用竹篾编织后，用桐油、猪血处理过，以猪尿泡皮和竹编塞子封口，密封性好，用于装酒即不串味，又可防碰撞损坏，利于长途运输，也非常适合赤水河这种滩多浪高的航道行船装载。

赤水河航道疏浚和“川盐入黔”，使得大量劳工和商贾聚集，人们对于白酒的需求旺盛，且对品质和种类，有了更高要求。于是，人们按照不同的市场需求，精选原料、提升技术、分级酿造，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口感更佳、产量极低、价格昂贵的仁怀酱香型白酒，受到商贾追捧，并在这种大背景下异军突起，成为今天赤水河产业之首，并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白酒行业。

“盐登赤虺河”带来的，还有文化兴盛与交融。这其中，“会馆文化”，是该时期的主要表现之一。自茅台开埠，大量来自湖广、四川、福建、江西等地的人们，在站稳脚跟后，为了加强同乡情谊和相互团结，也为了教育后代，修建了一批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多称“万寿宫”，闽省会馆称“天后宫”，两湖会馆称“禹王宫”，广东会馆称“南华宫”，四川会馆称“川庙”。据考证，清初至清末，从今赤水市城区到仁怀市茅台镇河段两岸及场镇，各类会馆多达30余座，其中以“万寿宫”、“禹王宫”居多。

万寿宫

这些会馆，以外观宏伟、工艺精湛的会馆，以其特殊化传统的建筑风格，体现了赤水河的移民文化，承载着多元的中国传统。大小的会馆，即是人们互诉乡情、互相交流之地，又是接待同乡商旅之所，还是举行祭祀、传承礼仪的场所，更是赤水河经济活跃的见证。

同时，由于大量外迁人口进入，人们带来了不同的民俗、方言、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这些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民俗、方言和信仰，经过长达百年、数百年的传承、碰撞，最终交融成为独特厚重的赤水河流域文化，成为长江文化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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