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赤水河连通长江，是各种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枢纽。

中国酒文化与华夏文化同步萌生，相互影响。从敬畏天地的祭祀文化，到两汉开疆拓土、唐宋的诗酒风雅，再到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随处飘散着美酒的芬芳。

把酒当成一种文化符号，去阅读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酒无处不在，浸染在每时每刻的历史进程中。

酱香型白酒，是根据白酒的不同香气特征划分出的白酒香型之一。产自贵州省仁怀市的茅台酒，是酱香型白酒的杰出代表。

茅台酒的产地，被视为世界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发源地。

这一地区，独特的环境、奇妙的微生物群和优质的泉水、原料，为酿造酱香型白酒提供了条件，又被称作仁怀酱香酒产区。所有产自该地区的酱香酒，统称为仁怀酱香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商周：癞子洞商周遗址

中国酒文化是典型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无论是采摘野生果实，还是耕种收获谷物，食物丰饶程度，是酒出现和存在的最基本条件。

赤水河流域的仁怀，水汽充足、气候温热，适合很多植物生长，至今还有不少珍稀特有植物，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高。这种条件，为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来源。

商周时期，生活在仁怀的先民，将吃不完的食物，放入夹砂陶大口尊内，通过发酵，酿造出美酒。东门坡癞子洞商周遗址，是仁怀先民酿酒的最直接证据，这也是赤水河流域发现最早的酿酒实物。

考古证明，这一时期的赤水河流域，先民们已掌握制陶技术，生产出包括尖底小口瓮、大口尊等在内的器具。与此同时，这些物品还作为祭祀用品，大量出现在同时期的墓葬中。

这些现象说明，早期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的先民，有了与黄河流域大致相同的祭祀形式。

酒作为通神之物，早期用于祭祀，或供权贵少量饮用。透过这些发现，我们似乎看到：4000多年前，生活于此的濮僚人，聚集在赤水河边的高台之上，围着祭坛，在巫师或寨佬带领下，举行神秘的祭祀仪式，盛于陶器内的美酒，便是祭品之一。

茅台地名的来源，据称与之有关。而祭祀的行为，现在在仁怀地区仍然保留着，比如每年端午的祭麦、重阳祭水，还有高粱采收后的入仓祭祀等等。这些现在既是文化遗产，也是当地产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秦汉：开发西南夷

祭祀，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从未间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台镇群众在银滩村挖酒窖过程中，发掘出一面铜鼓。经鉴定，为东汉器物，命名“茅台型铜鼓”。

铜鼓，在古代是重型礼器，用于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由此可见，生活在仁怀的人们，无论时光飞逝、岁月更替，也从未中断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敬仰，并且将新技术结晶，首先用于献祭。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强盛的朝代，汉武帝一心开疆拓土。开发西南夷，是他扩大版图的一部分。

事实上，汉武帝之前，另一位帝王也惦记着西南地区。秦统一六国后，在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僰道”基础上，将道路向西南修建到云南境内。此路宽五尺，被称为“五尺道”，为秦王朝的势力扩张，提供保障。怎奈，秦皇夙愿未了，便被刘邦、项羽所灭。

作为可通往越南、缅甸、印度的“五尺道”，接续修建，后称“蜀身毒道”。“身毒”，是印度古称。

“五尺道”经过赤水河流域等广大西南山区，应视为国家对西南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司马光“汉家五尺道，置吏抚南夷”，是对这一古道的评价。

被仁怀人广泛记住并传颂的唐蒙，在今天的广东番禺一带，偶然获得从西南走私贩卖而来的蒟酱，并敬献给汉武帝，由此获得称赞。进而，唐蒙得以率领上千军士、上万后勤保障队伍，开山修路，经过赤水河，出使夜郎，最终将西南纳入汉之版图。

蒟酱，为后人理解蒟酱酒，并视为该商业化酿酒的初始。当然，这一观点还有争议，但出土的同时期文物，却证明该区域的酿造已成规模。

这一时期，赤水河流域的政治、经济，都有了长足进步。出土于罗村梅子坳的铁锯表明，铁制农具已在赤水河流域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能收获更多农作物，并将相当部分用于酿造。

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茅台镇下游的芦缸嘴，发掘了一座汉代墓葬。陪葬品中，出现了体积较大的酒瓮、辅首衔环酒壶等。其中，酒瓮的体积较大，能装下上百斤美酒；辅首衔环酒壶高35厘米，腹径32厘米，也能装下数十斤酒。

同一时期，更下游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提着两个酒坛的陶俑。从这个陶俑迈开大步的形态推测，呈现的极可能是某个酒家的跑堂小二的形象。

汉代人事死如事生，死后墓葬内的陪葬品，大多与其生前生活、生产有关。这批出土文物表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赤水河流域的仁怀境内，酿酒和贮存技术日臻成熟，汉代的仁怀，酒的酿造已有规模化，或出现了商业化运作的酿酒作坊，且不再限于祭祀，因此才需要如此大的酒瓮来装酒，才有了商贩向外走私贩卖。

唐宋：“飞天”现身

汉王朝的强盛过后，中国经历了较多次的朝代更迭，政局动荡、战争不断，国家对偏远地区的掌控能力下降，也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受到局限。

在今天的贵州地区，两晋过后，隋唐时期的历史遗存相对较少，出现了“文化断层”。但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文化断层”，而极可能是现在的人们对该时期、该地区的遗存缺乏标本，认识不足。

隋唐，中国酒肆林立，酒文化盛行，曲水流觞、飞花令等，都是盛极一时的享乐方式，由此产生了大量与酒有关的诗词。其中，仅是唐代，流传下来的就高达7000多首。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段较长的时间里，地处赤水河畔的仁怀，对外交流相对减少，活力有所下降，但经济、社会依然发展前行，传统技艺仍在传承。否则，就不可能在“断层”后，会突然出现很多的宋代遗存。

宋代是一个商贸发达、经济活跃的朝代。这段时间，唐朝人浓厚的饮酒习俗，被接续下来，而占城稻的推广，让人们有了更充足的粮食。同时，在宋代，酒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很长一段时间，连军队中都设有不同级别的酒库，酒业由此发达。

赤水河地区山高，多坡耕旱地，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不多。这时候，玉米、马铃薯等作物，还没有传入中国。赤水河原生种的高粱，极可能是当时仁怀地区主要农作物，但它的名字，并不叫高粱，而是蜀秫，或者巴禾。

粮食充足了，还能带来较高的利润，酿酒自然成为一种新产业。《溪蛮丛笑》一书称，犵狫（即仡佬族）富人，用一种名叫钩藤的植物酿酒，饮酒的器具有银制的，也有牛角。而另一种钩藤酒，则是把酒倒入一个缸内，然后插入钩藤作管吸饮，名为咂酒，仁怀部分地区还有保留。

北宋大观三年，仁怀置县，更加速了赤水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时，仁怀隶属四川。

宋人张能臣《酒名记》中，记载了全国200多种美酒。这其中，包括赤水河流域以风曲法酿造的酒。四川还推行过“隔槽法”的酒政，通过政府垄断酒曲、酿酒工具，让需要酿酒的人带着粮食，到专门的地方去购曲酿酒，每石粮收酿酒费3000文，以及22文杂费，以提高酒税。

此时，自唐末入播，世袭罔替的杨氏势力已强盛，控制了包括今天遵义市大部、黔东南和黔南一部，达到巅峰，陪葬品中包括成套的金、玉杯盏和银制执壶。

这一时期，国家的茶马交易政策，惠及到赤水河流域地区，与茅台毗邻的石粉栅一带，成为重要通商口岸。掌控地方大权，又享受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轻税赋的优惠政策，播州土司的产业发达。可以想见，赤水河上，满载土司家族茶叶、酒、蜂蜡等土特产的船只，以及满河杉板顺流而下的场面，是何等热闹。

上世纪80年代，荣昌坝宋墓群被发现。墓内精美的石刻，不但是赤水河流域工匠精湛工艺的见证，还足以证明宋代仁怀的富庶。

需要强调的是，当年的石粉栅，就在今天的荣昌坝一带。

一个在700多年后，让世界都记住了的图案，在荣昌坝宋墓中出现——飞天！

飞天，最初作为佛教的画像，是人们对虚拟梦幻仙界追求的表达。甘肃敦煌，是中国最著名的飞天图案集聚地，图案形成年代跨越了从“十六国时代”到元到末期。

研究认为，飞天图案最早是从印度传入，然后向全国传播。荣昌坝宋墓中的飞天图案表明，宋代的赤水河流域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已达到相当程度。

700年前荣昌坝宋墓的主人，是51岁的王兴和48岁夫人李八娘。他们请工匠雕刻飞天，难道是冥冥中为后世留下的注脚？

当然，石粉栅当年留下的豪华墓葬，还有黎氏等等。

繁荣的宋代，最终亡于外患。虽地处抗蒙前线，但蒙军碍于播州土司的强大和骁勇，进攻大宋腹地的路线，绕开了播州，使得播州免于战火，仁怀经济、社会前行步伐不歇。

 

元明：茅台镇窖坑发酵

元代，让播州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播州土司的儿子杨汉英，由元世祖赐名“赛因不花”。后来，他接替父亲杨邦宪，成为播州第十七代土司，积极拥护元世祖推行行省郡县制、平叛镇乱、推行改革减轻农民赋税，使得播州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播州宣慰使司在仁怀设立了仁怀、滋州等长官司。由四川方向来的食盐，经过这些地方运往水西。

这个时期，元朝廷对全国采取了不同的酒政。属四川管辖的仁怀，则以茶盐商酒竹冲抵军饷。至元十四年，由于天灾，粮食歉收，国家一度禁止酿酒，这也导致无税可收，第二年又以川蜀多岚瘴，松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酝酿量给之”，只是实行了专卖制度。

这个时期的仁怀，已掌握蒸馏酒技术，并传续到明代。

明代于赤水河流域，战争频仍，但作为运输大通道和产业基地的优势，开始凸显。其中，皇木采伐是一项艰辛、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产自仁怀等地金丝楠木等，被运往京城，修建宫殿。

正德状元杨慎被贬云南路过赤水河，写下“层冰深雪不可通，千寻建木撑寒空。明堂大厦采栋梁，工师估容穿蒙笼。此水奔流似飞箭，缚伐乘桴下蜀甸”的诗句，描述采伐、运输皇木的场景。

明代为巩固边疆，强化边远地区管理，推行屯、卫制度，大量军人、官员和开垦者驻扎，赤水河又成为粮草、食盐等保障的运输大通道。

当时，经过仁怀的盐路，河面舟楫颇多，陆路肩挑马驮者络绎不绝。而且，通过明永乐年间改革“纳米给盐”，增加商贩利益，以及明万历推行“纲法”，实行“许可”制度，盐商纷沓而来。

与此同时，明代茶马交易进一步扩大，经过仁怀的赤水河航运更加繁忙，商贾也逐渐增多，文化和技术交流频繁，对白酒的生产和需求产生积极影响。

考古工作者在茅台镇杨柳湾一处酿酒遗址中，发现了明代器物。由此推断，明代的茅台镇，已出现酿酒作坊，采用窖坑发酵。

但茅台镇酿酒业的飞速发展，是晚一些的清代，酿酒技艺日臻成熟，多次投粮、发酵、取酒的工艺基本定型。

清代：盐运兴美酒香

明代，国家货币多种混用，金融管理混乱。清代汲取前朝教训，改为银锭和铜币，由此导致银、铜消耗巨大，但又担心工人聚集形成反清复明力量，国家不敢轻易开采铜矿，只能从日本进口，每年多达数百万公斤。

康熙五十年（1711年），幕府时代的日本，开始限制中国船只进入，并对铜矿等进行保护。进口受限，以至国家连铸造钱币的铜都无法满足。因此，国家决定在云南会泽一带开采铜矿，运往北方造币。同时，在贵州赫章一带开采铅矿，扩充军备。

这对于赤水河，是新的历史机遇。山高水远，南铜北运、南铅北运走陆路成本巨大，效率低下。于是，赤水河又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几番整治。

赤水河航道疏浚，通航能力提升，从长江口到上游今毕节市境内，都能行船。河面上，顺水而下的船只，运载的是国家急需的铜、铅，以及两岸土特产；逆水上行的，则是贵州急需、来自江淮和四川的食盐，还有善于经营的晋陕商帮。

后来，赤水河退出了南铜北运大通道，但物资运输依然繁忙，除了大量食盐运入，还有仁怀小溪里的茶、茅台镇的酒等外运，形成著名的仁岸。通过盐政改革和“兼并重组”等，设有盐号“协兴隆”、“永隆裕”、“永发祥”、“兴盛隆”。

盐运兴盛，丰富了仁怀的商业形态。以盐号老板为主的商人，先是在自家设立酒坊，酿造白酒，用于自饮或接待、馈赠合作伙伴，此后又结合本地原料、气候特征和饮用口碑，进一步发展酿造工艺，最终将茅台镇的白酒，做成了新的产业。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书的《黔南识略》中的记述：“茅台村地滨河，善酿酒，土人名其酒为‘茅台春’”。

至道光年间，茅台镇“家惟储酒卖，船只载盐多”，“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偈盛烧房”，是已知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第一家酿酒坊，在公元1704年之前就已存在。

仁怀作为全球酱香型白酒的中心，就此拉开序幕。

此时，以晋、陕商人为主的盐商，几乎主导了川盐入黔。这些盐商，从四川为贵州运来食盐的同时，也把产自茅台镇的白酒，销往外地。

清末，国家政局动荡，川、黔起义不断，仁怀屡遭兵灾，晋、陕盐商为避战乱，携带财产举家迁回祖籍地。然，随后发生在北方大地的回族大起义，持续了十二年之久，这些有钱人成为劫掠对象，家财散尽，再无重返茅台之力。

近现代：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

战后，赤水河盐运的主体，逐步替换为黔商，较为有名的，是原来的永隆裕盐号。老板华联辉在战后的茅台，购下一处烧房废墟，开办成裕烧房（后改名成义烧房），重启茅台镇酒业。此后，又有荣和酒房、恒兴酒房建成投产。

1915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一摔成名”，成为仁怀美酒的优秀代表，闻名世界。

此后，茅台镇出现类似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开启仁怀酒业现代经营模式，为茅台镇酒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有的还在外地报刊上刊登广告推销自家白酒，“茅台酒”的名字，开始出现。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三渡赤水过茅台。其时，茅台镇酒业发达，有不少酿酒作坊，但规模较大的主要是成裕、荣和、恒兴三家。

不少老红军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在茅台镇的经历：一路征战、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喝到茅台镇美酒的同时，还采购了部分白酒，作为消毒伤口之用。

此后，产自茅台镇的美酒，在共和国的很多重要历史时刻中发挥作用。

1951年，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和赎买的方式，将成义、荣和、恒兴烧房合并为茅台酒厂。1979年，工艺独特、香气悠长的仁怀白酒，正式被定名为“酱香型白酒”。

2017年，仁怀酱香酒作为产区品牌，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得地理保护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已接近千亿元，成为“再造一个茅台”，“打造世界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标杆性品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仁怀市酒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酱香白酒的产业基地核心区，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的标杆和旗帜。

至2020年底，仁怀全市有窖池酒企168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92家，实现产量26万千升。同时，通过白酒产业的“带一连三”和“接二连三”，群众收入不断增加、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带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