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人文积淀和特殊的自然环境，是该地区诞生美酒的重要背景。”

说这番话的是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中国首届青年考古金爵奖获得者。他认为，距今3000年左右，贵州的赤水河、牛栏江等地区，可能已经有了酒。汉晋时期，贵州先民已饮酒成风。

蒸馏酒  或起于宋金时期

以埃及葡萄酒、蜂蜜酒，中国贾湖遗址稻米、蜂蜜和水果酿的混合酒为代表，考古工作者们迄今探知的酒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左右。

李飞认为，酒在发明之初，是沟通人神的重要工具，后来成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后，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显示，元代已有确凿无疑的蒸馏酒，但其源头或可上溯至宋金时期。元代蒸馏酒的规模化生产，可能受到“阿剌吉”等外来技术的刺激。

▲两周之际的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铜壶内果酒

“出土文物中，早期蒸馏器有不少，但没有足够的文献及考古资料，能够证明它们是用来蒸馏酒的。”他说，早期出土的蒸馏器，可能是用来炼丹或提炼香水，而并非用于蒸馏酒。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蒸馏器

尽管，李飞认为蒸馏酒有可能在宋金时期便已出现于中国，但并不意味赤水河流域就用的是蒸馏酒技术——因为，迄今没在赤水河流域发现任何宋代蒸馏酒的记载和文物。

▲北宋朱肱（1050-1125）等著《北山酒经》，是北宋末记载酿酒发酵工艺的专书。记述了发酵酒的制作工艺，却只字未提固体发酵蒸馏酒工艺。可见宋代可能有蒸馏酒，但并不常见。

针对早期酿造酒（涉及酒的起源）以及宋元之际的蒸馏酒（涉及烧酒的出现）的考古学研究，贵州过去关注不足，李飞称，未来应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予以重视，甚至开展专题研究，主动有所作为。

汉晋贵州 饮酒之风盛行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李飞推测距今3000年左右的贵州先民应已掌握酿酒技术。例如，基于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出土的细颈小平底陶瓶和仰韶文化确定为酒器的小口尖底陶瓶的高度相似性，以及遗址中大量碳化稻米、带流陶器的出土（且多出在祭祀坑内），使该类陶器为酒器的可能性大增。时代与之相近的仁怀市东门河悬崖上云仙洞出土的系列陶器，也不排除是酒器的可能。

汉晋时期，出现了可确定的酒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5年出土于平坝马场的永元十六年（104年）青瓷罐，其上“中可都酒”的铭文确证这是一件酒器，“行贺吉祠”则表明是用该罐装了酒来进行祭祀。而与之类似的器物在包括仁怀在内的贵州汉墓中并不鲜见，此外汉墓中发现的耳杯及部分青铜容器当为酒器，这反映了汉晋时期的贵州饮酒之风已经颇盛。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桓帝时，（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周礼》所述饮酒与祭酒礼仪，由此可能在牂柯郡、犍为郡等汉代贵州地域推行。

到了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酒业发展更为迅速。以赤水河为代表，皇木采办、盐运等带来的航运业兴盛，成为酒业发展“催化剂”，也加速当地酿酒技术的革新和发展。

诞生美酒的背景  流域文化和自然

考古证据显示，赤水河流域人群的活动至迟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自此以降人烟不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赤水河流域也成为贵州最繁荣的流域之一。这是该流域出美酒的人文背景。

近年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赤水流域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和汉晋时期的遗址，并在习水黄金湾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陶窑，以及汉代陶船模型。陶船模型的出现，说明船是汉晋时期赤水河流域必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出土于仁怀市荣昌坝宋墓飞天石刻

南宋时期，赤水河流域出现了大量装饰繁缛的墓葬，其中不乏精美的飞天图案。明时，赤水河流域是皇木采办的重要区域。清代以来，随着交通、盐务等的繁盛，加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了赤水河流域酿酒业的勃兴，仁怀人用高粱酿造的“茅台春”逐渐扬名。1843年，大儒郑珍过茅台，写下著名诗篇：“远游临郡裔，古聚缀坡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几日过。”其中“酒冠黔人国”句，恰如其分的描述了茅台美酒的盛誉。民国以来，随着茅台所酿美酒获得巴拿马世博会金奖，仁怀美酒逐步走向世界。

“深厚的人文积淀和特殊的自然环境，是该地区诞生美酒的重要背景。”李飞说，深入挖掘酒的历史及其文化，就是文化赋能黔酒的有力之举，如此方能讲好贵州故事，将酒旅融合推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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