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地多山，峰峦叠嶂间，藏着无数关于生存与滋养的故事。有一种作物，自美洲远渡重洋，携着热带河谷的温润气息，循着两条蜿蜒路径，扎根这片贫瘠却坚韧的土地，它便是红薯——黔人口中的红苕、地萝卜，是重要的粮食补充，是烟火中的寻常味，更镌刻着明清物种迁徙印记的活化石。

四百余年前，大航海时代的帆影划破沧海，打破美洲与欧亚大陆的隔绝。原产于南美洲秘鲁、哥伦比亚一带的红薯，经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辗转传递，先传入欧洲，再播撒至东南亚的菲律宾、越南、缅甸，而后，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翻越山川、横渡江河，一步步走进贵州的群山深处，完成了从“异域奇薯”到“黔地民生”的蜕变。

这两条路径，一条载着粤西商船的烟火气，从都柳江水路翩然而至开泰县；一条携着滇川古道的风尘味，从乌蒙山区辗转而来，扎根遵义大地。它们并行不悖，又相互交融，将红薯的生机与希望，播撒在贵州荒坡与田埂之上。

水路传薯：粤西商船与开泰救荒

第一条路径，是粤西商船载来的“救荒之薯”，从粤西经水路传入贵州开泰县，这是红薯正式载入贵州方志、有明确人物与记载的引种之路，镌刻在史料之中。

时间回溯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彼时黔桂边境，都柳江上的商船，往来穿梭于粤西与黔东南之间。都柳江作为黔桂两省水上交通枢纽，是岭南与黔地商贸往来、物资流通的必经之路。在商贸往来中，红薯搭上商船，从广西（粤西）启程，顺着西江支流都柳江，一路北上，最终抵达贵州黎平府古州厅（今榕江县）的码头。

粤西在康熙初期种植红薯。乾隆年间《南宁府志》明确记载，当时境内已有“京薯一名番薯”，有红皮、白皮之分，可生食、可熟食，是当地百姓补充口粮的重要作物。粤西商人常年往来于黔桂之间，深知黔地多山、土地贫瘠，旱涝频发，百姓常因粮食歉收而流离失所，便将这种“易种易收、高产耐瘠”的作物带入黔地。

最初，红薯只是在古州厅、下江厅（今从江县部分）、永从县（今黎平、从江县部分）一带民间零星种植，农户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块茎繁殖出薯藤，扦插在房前屋后的隙地、坡地之上。这株来自异域的作物，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不挑土壤、不惧干旱，短短数月便藤蔓匍匐，地下结出了饱满的块根。乾隆十七年（1752年），时任开泰县（今黎平、锦屏一带，属黎平府）儒学训导的陈文政，发现了这种作物的非凡价值——他在巡查乡野时，看到农户家中的红薯，尝之甘甜软糯，又听闻其“生熟皆可食、产量极高”，便立刻意识到，这是破解黔地饥荒的关键。

陈文政本就“以经学教士，尤喜搜访文献”，心怀民生疾苦，见红薯有如此利民之效，便立刻着手调研，详细梳理其种植特性与益处，撰写了《红薯之利民通禀》，将红薯的“十四胜”一一列出，字字恳切：“收入甚多，一也；色白味甘，二也；补益脾胃，三也；遍地传生，今岁一茎，次年可种数十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雹不能损，以土覆藤，虫不能食，五也；可当米谷，六也；可充笾豆，七也；可酿酒，八也；磨粉作饼饵，味甜，胜用糖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无多，其性耐旱，久旱亦易浇灌，十一也；春耕夏收，夏种秋收，止须壅土，锄耕不妨农工，十二也；薯叶可作菜食，十三也；余藤晒干可喂养牲畜，十四也。” 这份通禀内容，字字皆是对民生的关切，句句彰显他的远见卓识。

随后，陈文政将这份通禀详细呈报给乾隆十五年任贵州布政使的温福、“道宪朱”（身份待考，似指古州兵备道或粮储道，朱姓，未见记载。疑为宋厚。），力请在全省推广种植。温福与朱见通禀所述详实，深知红薯对黔地民生的重要意义，当即批准，下政令“通行贵州一十二府”，令各府州县劝民广种。时任开泰县前任知县李犹龙（山西洪洞人，乾隆十年至十六年任开泰知县，因开泰县原为五开卫，雍正五年置县，故称“前陞（升）县”），接到政令后，立刻“遵行出示，劝民广种”，成为贵州首个发布红薯推广告示的县级官员。

为了让百姓更好地掌握种植技术，陈文政在讲学之余，亲自撰写红薯种植方法，传授给当地农民，还写下《红薯歌》一首，以诗传艺：“海上曾闻号薯粮，律携寒谷别储荒。蔓菁饶种呼诸葛，薏苡空流到夜郎。径尺光莹琥珀枕，盈仓味夺狻猊糖。鳣堂逢暇传耕诀，又见笠蓑列两行。” 诗中，他将红薯比作“琥珀枕”，赞其色泽光莹；比作“狻猊糖”，誉其味道甘甜，更描绘出农民们踊跃学习种植技术、田间地头遍布笠蓑身影的热闹景象。

据乾隆十七年刊印的《开泰县志·杂记》明确记载：“红薯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训导陈欲兴此利，详悉通禀藩宪温、道宪朱，通行贵州一十二府。前升县李遵行出示，劝民广种在案。”这份记载成为红薯经粤西商船传入贵州开泰县的最权威佐证，也让陈文政、李犹龙、温福等人，成为红薯入黔这条路径上永载史册的关键人物。光绪《黎平府志》亦载：“陈文政红薯利民通禀：‘（中略）’。奉布政司温批准通饬全省广种在案。”

彼时传入开泰县的红薯，据陈文政所述“色白味甘”，主要为白心饭薯，肉心洁白、含水量高，淀粉含量虽不及后来的红心品种，但生吃口感清甜，熟吃软糯可口，十分适配黔地百姓的口味。这种红薯，凭借着“遍地传生、风雹不损、虫不能食”的特性，很快在开泰县普及开来，随后，沿着锦屏、天柱一线，逐步向黔东南腹地扩散，成为黔东南一带百姓的“救命粮”。乾隆二十年编纂的《玉屏县志·物产》中，已记载有“甘藷”（红薯），可见短短八年间，红薯已从开泰县传播至黔东玉屏一带，足见其推广之迅速。

陆路传薯：乌蒙古道与遵义深耕

与这条水路路径并行的，是另一条风尘仆仆的陆路通道——由云南经乌蒙山区，通过今天的四川一带，最终传入遵义，这条路径虽无单一标志性引种人物，却有着更悠久的民间传播渊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迁徙故事。

红薯传入云南的时间，远比传入贵州更早。据明万历四年（1576年）《云南通志·物产·蔬属》记载，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已种植“红薯”，将其排列在薯蓣（山药）和云板薯之间，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关于红薯种植的明确记载之一。结合大航海时代的传播脉络，以及云南与东南亚的陆路商贸关联，这份记载中的“红薯”，极可能便是从美洲经缅滇陆路传入的美洲甘薯。云南与缅甸、越南接壤，是西南陆路商贸的重要枢纽，红薯从缅甸传入云南后，便在滇西、滇东北一带的民间悄悄种植，成为当地百姓的补充口粮。

乌蒙山区，横亘在云南东北部与贵州西北部、四川南部之间，是连接滇、川、黔三省的天然纽带，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山间古道纵横交错，虽崎岖难行，却承载着三省之间的商贸往来与人口迁徙，流民、商人、驿卒，沿着这些古道，往来穿梭，也将红薯这种高产作物，悄悄带入了贵州境内。

这条路径的传播，大致始于明末清初，比粤西商船传入开泰县的路径，早了近百年。明末时期，战乱频繁，流民四起，不少云南百姓为躲避战乱，沿着乌蒙山区的古道，向四川南部（今四川宜宾、泸州一带）迁徙，随后又从四川南部传入遵义（时属四川管辖）一带；同时，滇川黔之间的商贸往来从未间断，商人沿着乌蒙古道或乌撒古道，将红薯作为“奇物”，带入四川或时属贵州地界的永宁，再由四川商人或移民，传入与接壤的遵义地区。

乌蒙古道——豆沙关

但也有可能是军队将红薯代带入遵义——彼时该区域刚经历了“平播战役”，播州改称遵义，于今赤水城区复设仁怀县。作为当时川南的一部分，仁怀县“五方杂处”，应当是遵义最早接触到红薯的地方。当然，红薯传入仁怀，还可能是因为装在逃难者背篼里的充饥口粮被带入。

据史料推测，红薯经这条路径传入遵义的具体时间，大致在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1600—1644年）。彼时的遵义，属四川管辖（清雍正五年，即1727年，遵义府才划归贵州），与四川南部的泸州山水相连，民间往来频繁。明末的四川，已有红薯零星种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在《略论玉蜀黍、番薯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中明确提及，红薯很可能在明末就从缅滇陆路传入四川；清代笔记《瓜棚闲谈》亦有记载，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资州（今四川资中）太监王龛师从北京带回红薯，在资州试种成功，随后逐步向川南扩散。川南的红薯，便沿着川黔古道，传入了遵义地区（时为播州），这一传播路径可与川黔民间迁徙历史相互佐证。

与粤西传入开泰县的红薯不同，经乌蒙山区、四川传入遵义的红薯，最初多为民间自发引种，无官方记载，却有着极强生命力。红薯作为一种农作物出现在地方志书中，目前能查到的最早时间，是清嘉庆年间的《仁怀县草志》，但里面仅单纯记载了“甘薯”这个名称，直至稍晚道光时期的《遵义府志》等，才有了更详细的记载。

虽然地方史料记载不详，但并不影响红薯在遵义尤其是赤水河地区的快速推广。该地区多山地、坡地，气候温润，土壤虽不算肥沃，却十分适配红薯“耐贫瘠、耐旱涝”的特性。迁徙而来的百姓，将带来的红薯，种在房前屋后的坡地之上，无需精心照料，便能茁壮成长，结出饱满的块根。久而久之，这种“不挑地、不费工、产量高”的作物，便在遵义民间普及开来，并形成特有的文化。即便今天，在遵义几乎所有乡村，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还保留着“苕洞”——在土坎上挖出纵向土洞储存收获的红薯，其洞口仅容一人进入，内深80厘米至3米左右。这种特殊的粮食储存方式和遗存，是黔北延续了数百年的生存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陆路路径的传播，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交融。红薯从云南传入四川、再传入遵义后，随着黔北与黔东南、黔西的民间往来，又逐步从遵义向贵州中部、西部扩散，与粤西传入开泰县的红薯种植区相互衔接，最终形成了覆盖全省的种植格局。而乌蒙山区的古道，不仅承载着红薯的传播，更承载着滇、川、黔三省的人文交流，让这种外来作物，在迁徙与传播中，逐渐融入贵州农耕文化与民生脉络。

官宦助力：《遵义府志》载薯事

清代康乾年间，随着官方对高产作物的大力推广，这条路径的传播迎来了高潮。乾隆三十年（1765年），江津知县曾受一（广东云浮人）从广东引种红薯，在四川江津试种成功，著《红苕种植法》，教民栽种，辐射全川推广，川南的红薯种植规模大幅扩大，也进一步推动了红薯从四川传入遵义的进程。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黔江知县翁若梅（福建闽县人，时黔江属四川），获福建陈振龙后裔陈世元寄来的《金薯传习录》，在黔江试种成功后，将红薯种植技术推广至酉阳、秀山、彭水一带。种植技术很快传入遵义，规范了遵义红薯的扦插、留种、施肥技术，让红薯在遵义的种植更加规模化。

道光年间，红薯在遵义的种植已十分普遍，道光《遵义府志·农桑》对其种植推广与功用有着翔实记载，远超此前简略记述，不仅明确“甘薯（红薯），有红白两种，山农广种，收多至三四十石（亩产约2000—3000斤），煮以当粮，亦可碎切和米作饭”，更补充了种植推广的细节：“府属各县，皆劝民广种，自城郭至乡村，坡地隙地，遍植薯藤，春插夏收，循环不绝，民赖其利，荒年无饥馑之虞。” 据同期相关史料补充，此处“三四十石”为当时黔北地区红薯高产地块的产量，符合清代农耕水平。关于红薯酿酒，《遵义府志·食货》亦有明确记载：“薯可酿酒，味甘烈，性温厚，比米酿省费数倍，乡村皆酿之，可备日用，亦可售于市，为民生之一助。”萧光远《甘薯》所记更加详细：“此物称广植，不过十载钱。家食及八口，薯粮支半年。薯粉白似雪，薯酒甘如泉。遂令米价减，视昔数倍悬。岂云薯蓄广，频岁还戈铤……翳熟司农政，种薯令早宣。”

稍晚，赴任四川总督不久的丁宝桢，便发现了红薯的巨大价值。他在《川藏灾疫备略》中写道:“红薯,高产,半年熟,煮之微甜,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头,切片堪以久贮,磨粉成条易存,和麦面可资作饼。”进一步推动了红薯在川南、黔北地区的种植，并对红薯的食用方法创新，丰富了该区域的饮食文化。

这些记载，清晰印证了红薯在遵义的普及程度，也记录了其从粮食作物到酿酒原料的功能延伸，成为研究红薯在黔北传播的重要史料。

薯丰民安：遵义人口的稳步增长

红薯传入中国之前，另一种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玉蜀黍），已在遵义推广种植了百余年，及至清乾隆时期，已“山土遍种苞谷，穷者终身粮”。只是，玉米受气候影响极大，旱涝之年常颗粒无收，且口感粗粝，不像红薯一样“烂贱”。同时，红薯还可与玉米、高粱等作物套种，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量。

红薯的普及，彻底解决了遵义百姓的温饱问题，荒年之时，红薯更是成为“救命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黔中大旱，五谷绝收，唯有红薯丰收，遵义一带“民赖薯以活，全活甚众”，无大规模饥馑与流民。

红薯的高产特性，为遵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保障，也直接推动了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粮食供应的稳定与充足，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百姓温饱无忧，生育率大幅提高，流离失所的人口也纷纷返乡定居，外来移民亦因遵义物产丰饶而纷纷迁入。据《遵义府志·户口》及清代四川、贵州相关人口史料统计，从明末到道光年间，遵义府人口从十余万增长至五十余万，二百余年人口增长近四倍，其中红薯的广泛种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红薯花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于1961年撰文《略谈番薯和薯蓣》称，“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

薯香酿醇：白酒技艺的革新与提升

红薯的高产，不仅保障了粮食供应，更推动了遵义粮食加工产业的变革，尤其在白酒酿造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促使白酒酿造技术与品质不断提升。

遵义是有名酒乡，所属各县均有美酒，尤以赤水河边的仁怀最为有名。“始于商周，名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是对仁怀酿酒业历史的高度概括。但在玉米、红薯传入之前，大米、小米、高粱产量有限，多用于日常食用，仅富贵人家与少数酿酒作坊能以之酿造，多数人酿酒原料，多采用青冈籽、红籽、芭蕉芋、拐枣、肉桂叶等，且酿造技术较为粗糙，酒品品质参差不齐。

玉米、红薯普及后，粮食供应充裕，百姓不再为温饱担忧，有了更多的粮食可用于加工，尤其是红薯凭借产量高、价格低廉、淀粉含量高的优势，成为白酒酿造的主要原料之一，彻底改变了遵义白酒酿造的原料格局。在遵义、仁怀乡村，每到红薯丰收的深秋，家家户户的院坝里都晒满了橙红饱满的红薯，酿酒便成了许多农户的营生之一。

遵义、仁怀的红薯酿酒，全是农户们代代相传的土法子，透着最质朴的生活智慧。农户们先挑拣出个头饱满、无虫蛀、无腐烂的红薯，用水反复冲洗干净，去掉表皮的泥沙，再放入大铁锅中，用柴火慢慢蒸煮，直到红薯变得软烂，用手一捻就能化开。煮好的红薯捞出，摊在竹篾晒垫上晾凉，待温度降至不烫手，再用木杵捣烂，加入提前备好的酒曲——这酒曲多是农户自采山间草药制成，带着独特的草木香气，均匀拌入薯泥中，便可以装入陶缸密封发酵了。

发酵的陶缸要放在阴凉干燥的柴房里，农户们每天都会掀开缸盖，用木勺搅拌一次，查看发酵情况，闻一闻是否有酸甜的酒香。一般发酵20天左右，薯泥会变得黏稠，酒香也愈发浓郁，这时就可以蒸馏了。蒸馏用的是传统的木质蒸馏器，下方烧着柴火，上方架着冷凝的陶管，蒸馏出的酒液清澈透亮，刚流出来的酒头度数高，口感烈，农户们会单独接出来，留着过年招待客人；中间的酒液度数适中，口感甘醇，是日常自饮和售卖的主力；最后的酒尾度数低，口感淡，就用来拌饲料，不浪费一丝一毫。

仁怀用红薯酿酒的方式，不止一种。除前述工艺外，还曾流传一种较独特的小众酿造方法，即先将蒸熟的玉米拌曲入坛发酵，待有酒味后，再将红薯蒸熟捣烂与麦芽一起发酵，滤渣后取水熬成糖汁，加入发酵的玉米坛中，以桐叶、麻线和黄泥封口，月余开坛，可得金黄透明、绵甜幽香的麻糖水酒。

仁怀地处赤水河畔，水质清冽甘甜，用这里的水酿造的红薯酒，当地百姓称之为“红苕酒”，自带一股温润之气，没有青涩味，更多几分醇厚。每到农闲，邻里之间常会互相帮忙酿酒，欢声笑语伴着酒香飘满整个村庄。酿好的红薯酒，农户们会装入陶罐贮存，存放越久，口感越醇厚。一杯“红苕酒”下肚，暖身又暖心，藏着黔北百姓的烟火情怀。

同时，条件稍好的人家，用玉米酿酒。玉米酒的酿造工艺，与红薯酿酒大致相同，人们通常称之为“苞谷烧”。口感优于“红苕酒”的“苞谷烧”，在黔北地区粮食得到充分保障尤其是20世纪80年中后期，逐渐取代“红苕酒”，至今仍有着广泛的消费基础，不少农民在秋收后酿制“苞谷烧”自饮或出售，而黔北地区的红薯，渐渐向制取酒精或是作为饲料转变。

原料的丰富，推动了酿造技术不断革新与提升，也为酱香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玉米、红薯酿酒积累的发酵、蒸馏经验，被酿酒匠人借鉴运用到酱香酒酿造中，丰富了酱香酒的酿造工艺；同时，红薯的普及让粮食供应更加充足，也让高粱得以集中用于酱香酒酿造，无需再兼顾民生食用，间接推动了酱香酒品质的提升。这种“薯酒养技、佳酿提质”的发展，让遵义白酒逐渐形成了多元格局，丰富了贵州酒文化的脉络，也为后世遵义白酒产业的崛起埋下伏笔。

此外，红薯还推动了其他粮食加工产业的发展，百姓将红薯磨粉制作苕粉、苕饼，提取淀粉用于制作糕点、饴糖等，让红薯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丰富了百姓的饮食生活。

红薯粉加工

黔地百姓勤俭，种红薯不仅吃薯块、酿薯酒，更把薯藤、薯渣的用处发挥到极致，尤其是红薯收获后，薯藤、薯渣便成了农家养殖的“宝贝饲料”，这份物尽其用的智慧，藏着最朴素的民生之道，也让红薯的烟火气，渗透到农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从明末到清乾隆，从开泰县到遵义，从零星种植到全省普及，红薯循着这两条路径，在黔地的群山间辗转迁徙，历经数百年的驯化与深耕，早已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荒年里的救命粮，是日常中的寻常味，是酿酒业的重要原料，是农家养殖的优质饲料，更是贵州农耕文明与物种交流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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