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两年，舆论突然刮起一股风，说喜欢白酒的人口中的白酒文化，尤其是其中劝酒、灌酒的陋习，来源于北方邻国苏联，而且主要是苏联军队的传统。说者言之凿凿，闻者频频点头。仿佛真的一般。

借助自媒体的互相抄袭，以讹传讹，这种说法甚嚣尘上，给白酒业带来了一些伤害。

从旧俄到苏联，我们北方邻国也是有爱酒的传统的。俄国的伏特加是世界著名的烈酒，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和销量，远远超过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白酒。旧俄和苏联人都爱喝伏特加。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中的巨匠们，从作家、诗人，到音乐家、歌唱家、演员、画家、建筑大师，等等，他们几乎都和酒结有不解之缘，酒滋养了他们的才华，也影响了他们的作品。跟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如果没有酒，俄罗斯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面，或许也就塌方了。

契诃夫说，"伏特加是俄罗斯人的二次元胃——一个装列巴，一个装眼泪。

"他端起那杯透明的液体，像咽下一把冰刀。喉咙灼烧的瞬间，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在血管里呼啸，冻土下发酵的黑麦变成滚烫的岩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当我们传递酒瓶，1943年的冬天就开始变得透明"。瓦西里·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这样写战壕里的苏军战士。

我喜欢的苏联大导演梁赞诺夫的喜剧片《命运的捉弄》，即是以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一次不合时宜的醉酒，导致搭错飞机，本该飞往莫斯科却飞到了列宁格勒，上演了一场罗曼史……

另一面，旧俄和苏联时代，喝酒滥酒的丑闻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我们从文学作品到新闻报道到历史著作里，都会读到。苏联时期的党政军群喜欢喝酒，甚至今天我们说的中国酒桌上那些陋习，都有。这两年，就有人认为中苏蜜月期合作时，苏联人把他们酒桌文化的陋习带到了中国，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白酒酒桌文化的糟粕。

中苏蜜月期，受苏联文化影响，是自然的，从影视文学到音乐，到流行服饰，当年都有苏联的痕迹，喝酒自然难免。但这是一种正常的影响，一如我们改革开放早期，港台流行文化饮食服饰乃至欧美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今天的所谓潮流时尚，也是。

说中国白酒酒桌文化尤其是白酒酒席敬酒劝酒是苏联制式的，这话纯粹无知胡说。仿佛中国传统酒文化是一纸空白，或者就像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处子，被苏联酒文化毒害了似的。这不是要为苏联酒文化辩诬，而是要清楚，我们的酒桌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传统酒文化确实是礼的组成，明确成文，讲究章法规矩。但并不等于说，日常喝酒就一定会遵守这种礼制，就像今天法律明确规定不许的，依然有不法之徒明知故犯。白酒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酒文化，并非只有文化学者所谓“礼”和“雅”，这才是传说中大禹尝了仪狄敬献的酒，虽然觉得美好，却依然要流放仪狄的根本原因。且不说酒池肉林，单就强迫喝酒灌酒，在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在《酒桌文化，真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中所举的曹丕逼醉曹植的故事就是一例：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魏氏春秋》）

《汉书·郭解传》载游侠郭解家事：“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

《世说新语》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种饮酒，能推给苏联的酒桌文化？那还是古罗斯部族时代呢。白酒尚未诞生之前的这种饮酒，也是文化的组成。约翰内斯·克劳泽和托马斯·特拉佩合著的《狂人时代：人类失败与崛起之旅》中说，人类文化是一个不含价值判断的概念，其中既有美好，也有罪恶。这种劝酒敬酒行为，就是酒文化中的恶，它深藏于人性。人性并不会变。恶的呈现与否，无非是道德规训是否成功；恶的出现，不受米酒果酒白酒葡萄酒而受左右。而酒桌上恶的出现，也是很早的事。

把酒桌文化不美好甚至恶的焚琴煮鹤，推给苏联，其实是为自己的无能无知卸责。白酒取代黄酒米酒，成为中国餐桌的主流饮品，有其内在原因，但也与苏联的酒文化无关。

现代酒桌文化（不只是白酒）不太美好的一面，人们只看到了让人讨厌的情境细节，却无视了这种酒桌文化背后的权力进步社会进步。

传统时代，古人会饮，都是地位相近之人，尤其是王公勋贵官员士大夫阶层，士农工商传统四大阶层，农工商是绝无可能与士大夫同桌宴饮的，根本没有资格。

即使在改革开放前，虽然政治上号称人人地位地位平等了，但因着历史传统和现实，普通人要和不同阶层的人同桌喝酒，虽然有，也少，而且也是顺眼低眉，谨小慎微的，。

改革开放之前，普通中国人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即使生长在鱼米之乡的我，仍然赶上了营养匮乏挨冻的尾巴。我老家，当时很少有人喝商品化的白酒黄酒，普遍只是在过年时，喝自酿的米酒，也即莫笑农家腊酒浑的米酒。会饮，也只是在过年时或者办喜宴时才有。其他时候，喝酒是奢侈的，以及只有不懂事的酒鬼才平时喝酒。农村如此，城市里，通过影视作品和小说及传记知晓，普通市民，也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主要是喜事才会喝白酒。一是酒少，二是人穷，三是为生活奔波，哪有心思喝酒。

正是因为开放改革，迅速带来了粮食的富足，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到酿酒业，为酿酒业赋能，促进了酒业的产能质量的迅速提高。与此同时，普通人的经济收入也有了较大提高，能够消费酒了，才出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流行的酒桌会饮，既有公务应酬，也有商务宴请，更有普通人的自我犒赏欢饮。酒桌上不仅有传统的黄酒、白酒、私酿米酒，也有红酒、啤酒及其他洋酒。有了普遍的酒桌会饮，酒文化中美好的不美好的，才都有机会释放，也才有鱼龙混杂的酒文化。这样能够畅饮的历史，也就四十多年。我自己就是在1985年才开始喝酒，1986年初第一次喝白酒。

普通人得以和政治家将军县长厂长喝同样的酒，当然是社会的进步，这点，白酒表现最为突出。这也是一种平权。

另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商人读书人能够和官员、基层官员和高层官员、下位者和上位者同桌共饮，当然也是时代巨大的进步，这是对传统礼教阶级阶层鸿沟的突破，白酒酒桌上表现最为突出。尽管酒桌上出现了不少谄媚的敬酒，以及盛气凌人的劝酒行为，背后更多也是上位者掌握着最大的资源。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会也不需要如此的，也不可能如此。

这确实是酒桌文化的糟粕，但与酒无关，与上位者和权力者垄断掌握了各种资源有关。酒只是成为酒桌上社交甚至勾兑的一种润滑剂。而且，众所周知，仅靠喝酒谄媚是不可能实现目标的。

作者：朱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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