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流行起了一种关于中国酒桌文化的说法。这种流行说法认为，中国的酒桌文化尤其是白酒酒桌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服从性测试；这种服从性测试，据说源自苏联；年轻人不喝酒，其实就是对喝酒这种服从性测试的反抗……

言之凿凿，煞有介事。

服从性测试是心理学概念，指通过下达逐步升级的指令来观察个体服从倾向的行为测试，其概念源于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3年进行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该实验要求参与者对他人实施电击，结果显示人类普遍存在对权威的非理性服从。

历史上关于服从性测试的故事其实蛮多的。比如圣经故事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中国最著名的，就是赵高指鹿为马。

酒是不是服从性测试工具？酒局是不是一种服从性测试？

先溯源历史。酒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酒精物质本就存在于宇宙中。人类祖先偶然发现了可以食用的含酒精食物，于是开启了酒与人类生活相伴的漫长岁月，一直到今天，以及可以想象的未来。

今天许多人错以为，酒是人类食物丰裕有了余粮之后的发明。其实不然，酒在人类食物并不丰裕之时，就成为了人类不可缺少的伴侣。好酒、美酒，才是食物丰裕技术进步之后的发明。

食物并不丰裕时代，人类为什么要酿酒？在远古人类，酒是通天彻地之物，敬天祭祖，沟通神人。敬天祭祖之后，才由祭司、君王、贵族分享。这种分享，既是古人自我犒赏美物，也是物质短缺时代常规举动——至今仍有余响。在我故乡，祭祖之后的食物，重新热过后，是由家人分享的，也是与列祖列宗共享。不吃既是对不起祖宗，更是一种浪费。

所以，酒和喝酒最初的起源，也是其本质，就在沟通、交流和分享共享。即使孤心独酌，也有与天地诸物的互动分享在。典型如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所示。

在随后酒与酒局的历史发展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酒的品种产量也逐渐提高，酒逐渐从神坛走向权贵军功阶层，然后士大，然后普通人，这是一个酒和酒文化传播的经典路径。两宋时期，酒是朝廷重要的税入，朝廷以各种方式鼓励酒水消费。即使到了1950年代，政府也在鼓励民众的酒水消费。从特权专享之物，到普通人共享，背后既是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渐次开放，用现代话语来说也是一种平权运动。

政治和权利运动之说太过宏大。在过去短缺的年代，无论白酒黄酒果酒，只要是酒，不仅是王公大臣士大夫商贾江湖游侠之爱，也是普通百姓之欢。酒桌上劝喝酒，固然难免有权势欺压喝酒，比如《魏氏春秋》载曹丕曹植兄弟夺嫡之争，曹丕为阻曹植争功：“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当然可能曹丕逼酒和曹植自愿都有。但是即使喝多了也心甘情愿，却是酒桌主流。我读谈喝酒的古诗词文赋，很少读到个人对喝酒劝酒的怨怼，更多是对饮酒醉酒状态的心甘情愿。古典时代的酒桌劝酒，其实更多是通过让渡一种好物，也将情义给尊贵亲近之人。一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河南人所言劝酒传统，可能真的就是让渡好物给亲近尊贵之人的传统。一如我童年时代见到我的父祖辈跟亲朋好友喝酒状，以及祖父用筷子蘸酒让孙儿们品尝——既有好玩有趣，也有亲情快乐分享。

今天中国风行的白酒，起源较晚，公认在元明以来。与其他传统酒的起源及饮用的“高贵”历史不同，白酒起于草莽，一没有发明者的传说，二最初是贩夫走卒之欢。不像传统米酒果酒，刺激性弱，醉后不易醒。传统白酒刺激强烈，更适合过去的体力劳动者。贩夫走卒之好，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服从性。即使后来白酒业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转型后，相当长时间，普通人喝不起酒，逢年过节或其他喜庆之事，才能和亲朋好友分享一点酒，自然也就不存在服从性测试。

托庇政治转型，社会开放，市场经济，商业繁荣，酒业尤其是白酒业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人际交流商业往来最重要的润滑剂。酒风之盛，前无古人，恐也后无来者（后无来者，是因为中国进入了个体自由选择的多样化私人化阶段）。这一阶段，酒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功堪比古典时代酒之于诗词歌赋。

酒风盛酒局多。当下的酒局性质，不外乎这几种：一是单纯朋友之间的日常聚会；二是职场接待；三是商务往来（包括各种请托）；四是婚丧嫁娶；五是过年节庆亲朋欢宴。

酒桌之上，除传统的酬酢礼仪之外，也发展出了各种新劝酒文化。自然也难免出现酒桌上强人所难式的劝酒陋习。所谓服从性测试的说法，大概率出现在职场接待和商务往来上。

职场接待，有上下级资历深浅，官大一级辈高一分，在酒桌上自然会比免职位低辈分小年轻的有威望气势，喝酒时也就占尽有利位势。往不好处说，自然也存在以权势压人的情况。不过，这不只是酒桌文化，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面，是传统文化的组成。按古典时代的说法，这叫礼。在中国历史上，礼就是一种制度，一种规训，是过程，也是结果，既然是礼，自然有服从性一面。酒桌上呈现的谀上欺下，其实是礼规训的最坏结果，也并非酒桌独有。

在中国职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还需要通过喝酒来转弯抹角搞服从性测试这一套么？

商务往来酒局上的敬酒劝酒被灌，其实存在一种众所周知的利益交换，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根本不存在服从性测试。

我个人的酒局生涯其实也足堪窥酒局文化一斑。我自18岁开始喝酒，今年已经有了整整四十年的酒龄，亲历了大江南北各种酒局，既有乡村宴席路边小店烧烤摊子之聚，也有高堂大屋山珍海错之会；酒友既有贩夫走卒，也有达官贵人，性别有男有女，年龄老中青齐备。个人喝掉的白酒黄酒米酒啤酒红酒等等，已不知其数，年届花甲，每年至少百二十斤白酒。

我也年轻过，而且也在机关呆过，年轻又无背景资源，职场上迎来送往，难免要给领导敬酒，也会被要求喝酒，我个人的做法，一是对自己能力有判断，二是对氛围有理解，能喝则喝，不能喝则讲理婉拒，从未觉得被强迫更未让局面尴尬难堪。也许是我遇上的领导都善解人意，或者我心无所求？

我后来也算当过领导，但我从来没有强迫要求自己的同事部下喝酒，也从未想过通过喝酒搞服从性测试。我的酒局，无论是自己当了领导，还是和故旧亲朋的酒局，喝酒的原则就是自愿、公平、量力而行。

至于我参加的商务酒局，喝酒也是为完成目标主动、自愿、量力。当然，没有一个商务仅仅是靠喝酒就能拿下的，关键是商业的资格能力，以及合作者的人格。酒就是沟通交流的助兴。

依我这样的老酒鬼的观察，服从性测试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包括各种酒局上。但所谓服从性测试，恰恰酒桌上最少。

我个人的看法，把所谓服从性测试加诸酒局，这是一种近两年才出现的焚琴煮鹤的奇谈怪论，更像与酒结仇的人的论调。服从性，本质上是缺少真正独立的自我意识。

为什么近两年才出现？我个人观察，是因为普遍的失败者心态，总要为失败找借口。酒，酒局，不幸成了一个推诿自己失败责任的借口。拿酒和酒桌文化文化当借口，总是安全的，也是政治正确的。就像酒后乱性，总是怪酒；贪腐腐败，也总是把茅台拎出来说事。就是一种借口。

作者：朱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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